一年前，91个中国人以捐献遗体的方式“在至暗时刻迈出勇敢一步”，帮助世人认识了新冠肺炎的发生发展机理，永远留在了武汉。
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卫健委病理专家组组长卞修武在武汉主导了大部分遗体解剖及病理检查和诊断工作。
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与病*作斗争的患者及其家属都值得称颂”，捐献志愿者是“勇士”“英雄”，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学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称，“常规捐献中，一个人的器官最多可以救几个人，在烈性传染病流行时期，捐献遗体的科研成果可能拯救无数人的生命，价值不亚于烈士。”
但是，许多家庭并不愿意公开这一“英雄行为”，他们有的遭遇了亲人的不理解，有的遇到“网络暴力”，选择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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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尚哲的外婆夏艳文，医院第一个主动捐献遗体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年年初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90后吴尚哲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呼——“火神山女孩”。为照顾外婆，同样感染新冠肺医院医院。她在微博上用“阿念”的名字记录下这一切，感动了当时无数为武汉揪心的网友。
外婆病重住院时，吴尚哲的母亲把一串钥匙塞到外婆兜里。母亲听说，带着家门钥匙的人，就一定能再回到家。最终外婆还是没能回来。
吴尚哲和母亲看过一段央视拍的《大体老师》视频短片，里面歌颂了新冠肺炎遗体捐献者的贡献。在一闪而过的镜头中，母亲注意到一只在检验台上露出的手，觉得特别像外婆的。母亲哭着说，“刀切下去，你外婆的身体（遗体）该有多疼啊。”
“我在外婆去重症监护室前见过她，相当于见到她最后一面了，但我妈没有见到，却（可能）用这种方式在看着她是怎么走的。”吴尚哲说。
年3月6日凌晨，医院重症监护室去世。由于当时我国有关患有烈性传染病的遗体捐献程序尚不完善，吴尚哲手写了一份志愿捐献说明，“握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吴尚哲说，这是外婆生前的愿望。母亲告诉她，很早的时候，外公外婆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人体器官捐献的报道，医院去登记，打算去世后捐献器官，“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登记上”。
外婆的遗体捐献后，吴尚哲在火神山普通病房里听说，一位重症老人也主动向医生提出去世后可以捐献遗体。这在当时非常难得。
卞修武带领的病理研究团队当时表示，最起码需要通过20例遗体解剖研究，才能对新冠肺炎在人体的发生发展机理有基本认识，“不然相当于盲人摸象”。初期有捐献意愿的病人数量和解剖条件均不理想。
陆**医大学陆*特色医学中心（医院）的王斌医院的医生，他的主战场在重症一科，这里住着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距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除负责常规诊疗以外，王斌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与患者家属沟通遗体捐献意愿。
当病人病情发生重大变化时，王斌会第一时间用病房里的公用手机向家属通报病情，病人病危时，他在通报完病情后会向家属询问“是否有意愿在患者去世后捐献遗体”。
年出生的王斌是卞修武教过的学生，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医学院当博士后，年纪轻轻已是博士生导师。他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还是感到这个问题带有某种冒犯。
王斌听到过手机另一端挂断、沉默、询问、重复询问，但是没有勃然大怒。在他眼里，遭遇不幸的同胞在重大危难之时展现了超常的理解和宽容。
医院前，在医院工作近10年里，他没有遇到过主动提出捐献遗体的人。在武汉期间，他遇到了两例。夏艳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流传，遗体捐献的数量也在当月迅速增加。
武汉解封时，共有37位新冠肺炎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大体解剖，54位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微创尸检”。医院的逝者，他们中还有的医院、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泰康医院、医院、医院西区、医院。
卞修武说，无论逝者和家属选择大体解剖捐献还是“微创尸检”捐献，医学科研价值可能有不同，但是逝者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贡献一样伟大，家属都“深明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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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尚哲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心，但她也感到一些人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荒诞、无知和冷漠。
一次，她所在的公司与外单位开会，领导向对方介绍这位“勇敢的火神山女孩”，原本坐在她旁边的人迅速搬起椅子躲远。
一个朋友从不接她的电话或语音通话，担心“打电话传播病*”。
她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有人打完招呼，转头就拿着酒精上下喷洒身体。母亲买了一顶能挡住脸的遮阳帽，像蜂农那样把自己罩起来，“这样别人就不怕我了”。
在人口过千万的武汉，公开过确诊经历的新冠肺炎家庭是极少数。吴尚哲有时自责在社交平台上的“高调”，让母亲承受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压力。
蔡雅卿的父母当时均为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报道后，她受到许多人的关心，但也遭受了歧视。开会时传阅文件，她后面的人看完后，立马搓洗手消*。她在小区乘坐电梯，有邻居打开电梯看到是她，扭头就走。
蔡雅卿的父亲蔡德医院捐献了遗体。她的故事被自媒体掐头去尾做成短视频，多数网友为这家人点赞，但也有一些网友言辞激烈，批评她在父亲去世后“擅自”作出决定捐献遗体，“不孝”。
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这一规定在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又得以强化。
当时，蔡雅卿的母亲昏迷，家里只有她一人可以作决定。她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跟着直觉走”。
“为什么要捐呢？不多此一举不就没事了。”“你把你爸的遗体‘卖了’？拿了多少钱？”她从来没想过一些亲人会如此想这件事。一些亲人至今与她们母女断绝往来。
一位患新冠肺炎的老人生前提出死后捐献遗体给国家，他的孩子签字同意后，遭到老人农村老家亲属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指责他们“心狠、不孝”。直到现在，老人的葬礼也未能顺利举办。
他们不想再为此引发老家亲戚新一轮的争吵，在约定采访的前一小时改变了主意，拒绝了采访，“为何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反而跟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一样？”
吴尚哲在微博上写道，希望有更多遗体捐献的视频或节目，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有一点点观念的变化吧”。
吴尚哲外婆这一支的亲戚较少，没有遭遇多少现实中的责难，她的微博多收到的是祝愿和点赞，也收到一些私信谩骂，“说我为了炒作、出名，把外婆的遗体都捐了”。
蔡雅卿也收获了很多理解，她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对她说：“你让你爸爸在最后当了一次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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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卿没有精力解释这些事情。父亲去世、母亲出院后，她遭遇了个人经济危机。她要挣钱养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不久，他们一家三口卖掉武汉城区的小房子，又拿出存款在位于郊区的蔡甸买了一套小产权房，家里没有留下“余粮”。
蔡雅医院不足5公里，上班路过时，她习惯将头转向另一侧，“心里还是有阴影，不敢看”。在那道被茂密的红叶石楠包裹的铁围栏后，她70岁的父亲蔡德润曾在里面病危、抢救、死亡，直至捐献遗体。
蔡雅卿的母亲是年6月结束隔离的。去年2月，她的母亲和父亲同时感染新冠病*，又几乎同时转成危重症。蔡雅卿捐献父亲遗体时有一点“私心”——她希望父亲的遗体能对研究治疗新冠肺炎有所帮助，让更多“遭罪”的人尽快康复，包括她的母亲，她“不要一下子成为孤儿，她想，最起码还能有妈妈”。
医院见到结束隔离的母亲时，蔡雅卿“吓哭了”。
母亲的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瘦得变了形”，看到女儿时不停地眨眼睛，“挣扎着哭”，但喉咙因插管被切开，只能发出无声的嘶气。
长期仰躺导致母亲尾椎骨附近生了一个碗口大的压疮，一根导管在引流化脓的积液，只要稍微触碰一下，母亲就会疼得面目扭曲。
好在今年1月初，蔡雅卿母亲身上的压疮经过“多次换药、3次手术”后痊愈，切开过的气管也恢复得很好。
“现代医学真的很神奇，疤痕基本上也看不见了。”蔡雅卿说，她们搬回家住。新冠病*加重了这个66岁老人原本的基础疾病，糖尿病、冠心病、血脂血压高等多病缠身。
她抱着一摞材料去社保中心申办重症救助，医院的病历就打印了近张。如果能办下来，每年大约可以报销多元的药费。
她医院用的升降床，她和护工轮流看护母亲。
母亲声带恢复后，常常把“该死的病*”挂在嘴边。出院前，考虑到前后已经有4个护工跑掉，蔡雅卿严肃地对母亲说不要再提这句话，并与她对了“口径”。
她说，“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病倒了，你怎么说？”
妈妈说，“我中风啦，所以这样。”
她说，“如果有人问爸爸怎么走的？你怎么说？”
妈妈说，“他心脏病走啦，突然走啦。”
蔡雅卿想念父亲。她说，除了小时候，她长大后没抱过父亲，他是一个传统的、一本正经的中国父亲，从前走在街上挽一下他的胳膊，他会说“走路要有走路的样子”。
现在她明白，从前她是爸妈照顾的孩子，现在她要马上学会照顾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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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尚哲有一种溺水的感觉，莫名其妙地情绪失控，反复地“嚼那份痛苦”。
前不久，吴尚哲穿着汉服去看了樱花，把雨水打落的樱花画进水彩画里。她感觉去年“老了特别多”，自己现在是一个“性感的老人家”，以前被父母长辈保护得很好，一夜间被疫情逼迫着长大。
现在，吴尚哲也成了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她在捐献内容一栏中勾选了包括“角膜、细胞组织、器官、大体（遗体）”在内的全部选项。
她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