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丽洁编辑，制作：李占一
提起北京的花店，很多人第一印象是高端、大气、浪漫，开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精致的花艺，进店消费的靓女俊男……实际经营情况怎么样呢？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在电商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北京花店行业砥砺前行，正在探索转型升级之路。疫情致近半中高端花店反复关停疫情爆发前的年，据有效数据显示，北京大约有多家实体花店，注册鲜花电商多家，以鲜花服务为主的婚庆公司有多家。在北京四环路以内，超过80%的花店面积只有20到30平方米，50平方米以上的花店并不多。而在五环路以外，有一大批以绿植为主，鲜花为辅，面积在一两百平方米之间的花店。从业绩上看，北京花店中上等水平为日均营业额元到元。5到8年开业时间、店主为“80后”的占主流，而开店15年以上的花店不到一成。北京花店一年的鲜花批发金额为10个亿，一天大约万元的鲜花通过批发市场流向各地区花店。在朝阳区鲜花批发市场，批发商迎宵佳业无论在规模还是进口花品种上，均位居前列。在疫情前拥有近千家中高端花店客户，几乎占据了北京花店业的半壁江山。“疫情下，我这里服务的中高端花店反复关停的有几百家，几乎每半年就关停一大批（部分花店关停后又恢复营业）。”总经理陈盈旭不无感慨地说。而在疫情前，半年关停的花店客户量只有20多家。电商冲击零售，疫情叫停项目年到年，北京花店业迎来了井喷式发展。“那两年集中开了很多新花店，加上婚礼和活动用花量非常大，花店行业发展迅速。”北京拾花记tenfloral创始人张瑞说。同样是在年，以花加、花点时间为代表的实力电商大规模进入鲜花市场。这些实力电商卖花价格透明、物流便捷，给迅速发展的北京花店业带来了冲击。“花加的每周一花，对花店的散花零售造成了冲击，尤其近两年开始的淘宝和直播卖货，花农直接将鲜花快递到顾客手中，大大降低了花材价格，很多花店顾客的日常生活用花改从网络购买。”张瑞说。“我前些年开花店的时候，从云南进货还不便捷，现在一扎玫瑰就可以发货！抖音，淘宝等鲜花绿植品类的直播，也是如火如荼。”在北京开店7年的陌上花开创始人张靖珧说。开花店20年的野百合花艺工作室创始人刘知平表示，北京鲜花绿植消费，这几年呈现出不正当的竞争关系，陷入低价竞争恶性循环：一方面是新手为了快速占领市场，专注做网上订单，花礼价格低，质量一般，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反差，影响花店业信誉；另一方面，鲜花批发商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直接面向消费者批发花材，扰乱了市场秩序，导致很多消费者认为花很便宜，无形中忽略了花艺师的专业性和价值。“相信很多花店人都跟我一样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客人说玫瑰一枝才几块钱，为什么你们做出来的花束要高好几倍的价格？”此外，像京东、美团、叮咚买菜等电商平台，都强势挺进生活用花市场。“这两年，花店行业洗牌特别明显，昆明有三成鲜花没有通过鲜花交易市场，而是直接进入电商发货仓。”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总经理周奕说。鲜花零售被重创之后，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曾经给花店业带来最大利润的婚礼宴会用花项目几乎被叫停，收入稳定的插花沙龙活动项目骤减，商务活动用花项目也一再压缩价格，利润缩水。对北京花店业的冲击，用刘知平的话说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供货物流便利市场需求多样在寸土寸金的首都北京开花店，租金成本有多高？在能够保证基本客流量的地段，房租每天每平方米大概在15元到25元之间。在繁华的三里屯商圈儿，一家20平方米的花店，租金一年就十几万元，北京花店的房租成本基本占到总成本的四到五成。而在很多三四线城市，开在繁华商圈儿的花店租金成本不会超过三成，很多只占到一到两成。“难怪北京很难有大花店，房租付不起啊！”很多业内人士都曾这样感慨。此外，人工成本也比很多城市高。房租和人员工资加一起，有的花店已占到成本的八成，可想而知经营压力有多大！当然，在北京开花店，也有很多便利条件。首先，花材供应和物流非常便利。据周奕介绍，北京现有4家以鲜花批发为主的市场，每天供应的花材品种有多个。其中包含国产花、进口花，南方花材、北方花材，企业及个人生产的花材。花材以玫瑰、百合和各类草花为主。北京的花店业者基本都会选择去花市亲自选花，而不是网购。其次，首都市场提供了更加多样化和前卫的鲜花消费需求。记者采访开店5年以上的品牌花店，发现他们除常规的鲜花、绿植零售外，几乎都会广泛涉足花艺沙龙、绿植租摆、婚宴用花、花艺培训、小型庭园设计等。“现医院、牙科诊所和别墅区，越来越重视小型植物布景和小庭院设计。”北京绿色传真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彦说。开在海淀5A级写字楼融科资讯中心的六朵花店，坐拥国际国内顶级企业资源——华为、英特尔、谷歌、苹果、联想……“当很多花店单靠零售生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启花艺沙龙课的尝试。”创始人孟雅丽说。此外，疫情下的今年1月，花店携手三元NEO新境，打造的以花卉植物为卖点的商业写字楼空间，获得“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授予的LEED金级认证（根据评估体系综合评分，反映建筑的绿色水平。）。“花卉植物具有缓解压力的作用，将其融入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办公空间，正是现代办公楼设计的新趋势。”孟雅丽说。开在自家西餐厅内的拾花记tenfloral，因为花店下班早（傍晚6点），餐厅下班晚（夜晚12点），开创了自助卖花服务。“6点以后客人需要买散花的，可以自己挑选，挑选完给我们拍照算账付钱就可以，因为附近都是高端社区，客人的素质也很高，从来没出现过买完花不付钱的，所以目前经营状况还可以，主要是花艺师从5人减少到3人，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张瑞说。“最大的竞争来自自己”谈到疫情下经营的困境和转型，大多数北京花店业者表现出清醒和乐观的态度。“纵观20年北京花店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是从消费习惯、消费者的审美，还是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客单价的变化。”芙罗拉创始人张丽说。她坚信，花店的主理人会越来越拼专业、审美和调性。“我们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思路经营花店，但是诸如从广告业、自媒体、策展等时尚行业跨界过来的花店业者，优势比我们多太多——我们用10年、20年时间在经营花店，而他们用了前10年时间做了很厚重的审美沉淀，这给我们传统花店老板造成很大的压力：从花店产品的视觉成像，到对时尚元素的捕捉，到花艺款式的推陈出新，他们都做得更加轻松。”张丽说。像芙罗拉这样的小而美花店，没有受到京东、美团冲击，更多地是感受到小红书、抖音、微博网红卖花带来的竞争压力。张丽这两年也把精力转战到自媒体平台，逐渐积累了不错的粉丝量，“抓住了大方向。”“无论何时，竞争都会存在，对花店来说，压力无非是商品迭代、人员配置、客户开拓、重复消费等一系列运营。”孟雅丽说。六朵的举措是加大对老客户的维护力度，每月花店做充值赠礼品活动，锁定后续消费；开展异业联盟，开拓新客户。“疫情前我们重点做专业服务（各种大小沙龙培训课）和高端花礼定制。疫情下我们把服务化整为零，向多方面、多元化转型——小到家庭每周摆花，群接龙卖花等线上线下销售形式。”刘知平说。在三里屯开店10年的孚美花尚，一如既往对客户和学员真诚以待，推广鲜花走向市民生活，增强线上服务、线下派送，同时鼓励年轻员工开拓创新。正如年轻的张靖珧所说，最大的竞争压力未必是外部的，更多地是来自于自我本身。观点碰撞：加强产业链监管还是顺应市场竞争？北京花店现状该如何看待？从业者给出不同观点。作为中国花协零售业分会会员、日本花协（NFD）中国授课点的北京孚美花尚创始人片仓鳯美表示：对比中日鲜花产业链现状，能看出三点区别，也影响到北京花店的经营：一、中日产销合作方式不同日本鲜花产地极少对接小型批发商，合作的鲜花批发市场会与产地签约，彼此信守协议，以促进更加合理地安排鲜花生产、上市、定价等环节。此外，鲜花批发市场基本是以网上拍市定价为准，无价格交涉环节。相对而言，中国的鲜花批发商是小商聚集成市，鲜花产地与批发商之间缺少合作和计划性，再加上销地自产鲜花的加入，鲜花价格浮动很大。二、中日消费者对于花艺工作者的认知不同日本插花艺术被大众普遍认可，客户极少甚至不会挑剔花艺师的工作，也正因为被信赖，花艺工作者会更心无旁骛地投入设计。相对而言中国客户与花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还处于过渡期，再加上花艺工作者技能参差不齐，双方尚未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三、中日鲜花产业阶段不同日本鲜花产业链相对已经成熟，但是缺少活力；中国鲜花产业链正在日趋完善，整个产业链很有竞争活力。留日学习花艺多年，在北京开花店的瀛花物语创始人浅草透露，日本鲜切花的流通方式是，鲜花基地供货给鲜切花批发中心，而一般的花店、花艺学校等机构都从批发中心进货，且遵循会员制。一般个人消费者不能直接从批发中心买花，只能从花店买花，除非是个人花艺工作者，并且拥有会员权。“所以在日本经营花店是受到保护的。”浅草说。此外，她认为，缺少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以个人商业行为为主，会造成鲜花流通环节缺乏监管。陈盈旭也认为，国内鲜花产业链有“去中间商”趋势，但在欧美国家并非如此。中间商可以把关质量，而基地直发的鲜花良莠不齐，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周奕则认为，疫情下，电商优势更加凸显。“我们交易中心的电商商家在‘’、母亲节甚至端午节几乎家家爆单，弥补了因疫情造成消费者买花的不便。疫情下，电商通过线上交易，可以无接触完成各种环节。电商对花店业不能说是一种冲击，而是另外一种业态出现了。如果花店从业人员跟不上时代步伐，他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花店也应该把电商业务做起来，加强推广，而不是单纯凭手艺，靠顾客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