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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观察员秦宽
剩女一直在社会中“抬不起头来”，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在中国，“剩男”现象才是真正的婚配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曾公开表示，“保守估计，中国未来30年将有大约万男人娶不到媳妇。”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不少剩男被逼着去相亲。其中，不少人自身的条件并不差，但男多女少造成的“婚姻挤压”，使得原本相对稳定平衡的婚姻市场因男性数量与女性数量的巨大差异导致部分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成为“光棍”。
国家卫计委报告显示，剩男多在乡村，剩女多在城镇。然而随着城市中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日益增多，择偶要求越来越高，一些条件尚可的城市剩男也不得不面临找不到配偶的危机。
单身了30年的李尔登从未有一刻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体验中国婚姻市场的残酷竞争。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窄脸、单眼皮的李尔登走进了上海汉口路中福大酒店。平米的恋爱培训场里座无虚席，有着4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
这是一群早已过了法定晚婚年龄却仍然单身的“剩男”，俗称“光棍儿”。
上课的主题是“充满残酷竞争的婚姻”，老师吴迪站在前方，将大家分成红绿两个阵营，每个人的背上贴着1—50不等的标签，数字象征一个人外表、经济、家境等方面条件。
一声令下，“战争”开始了。
学员们纷纷涌到对方阵营里抢人。一个45分的学员被一团人扎堆围住，发出尖叫；有人扑了空，散到其他地方，再锚定新目标，迅速扑过去。
李尔登在原地愣了两分多钟，发现“来不及”后，他胡乱冲到几个女生面前，瞄了一眼背后的数字，什么也没问，就与其中一位女生强行组队。混乱的争抢结束，李尔登深吸了几口气，像是游水时一个猛子扎深了，狠狠地蓄上劲儿来。
城市剩男的“经济危机”
32岁的李尔登是上海本地人。28岁前，他奔命于事业，从未恋爱。28岁生日一过，父母开始催促这位恋爱经验为零的儿子，动用身边资源为他搜罗各种适婚女性，逼着李尔登相了五六次亲。
辗转上海几乎叫得上名的婚介所后，李尔登最终有幸相中了一位本地姑娘。两人关系刚满一年时，却在对方父母的强势介入下，恋爱告终。也是在那时，李尔登从朋友那听到了“剩男”这个词，“就是那些到了他这把年纪想结婚却不成的人”。
陷在焦虑中的李尔登很好奇，在中国，和他同样境遇的剩男还有多少。
万，这是人口学家给出的保守估计。
“这是中国长期的性别选择、一胎化政策及胎儿识别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学家黄文政接受采访时说，从年代起，剩男的数量随着中国失衡的男女性别比一路飙涨，以年为临界点，涨势突然加剧。如果情势得不到遏制，他预计在年，中国将有万剩男。
黄文政强调，势态走向不会是井喷式爆发，是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曾于全国28个省（区、市）的多个乡镇，做过多次田野调查。他发现，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15%不能或难以如期找到配偶，他们多在30—40岁，是一群遭遇婚姻挤压的人。
住在北京“外卖村的”老朱42岁了，却一直单身。他本以为遇上了一个彼此中意的对象，还送了对方金首饰，如今却是一场空。年4月25日，北京，在派出所报案的老朱仍然在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CFP图）社会学家眼中，他们被具象为一群存在于广大边缘农村的经济贫困型男性，是婚姻市场中议价能力低，“被迫失婚”的群体。由于婚姻买卖、骗婚、拐卖妇女多与这一群体相关，他们甚至被视为会诱发社会管治危机。
但从事了8年恋爱培训的吴迪对此不置可否。她对《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透露，走入她课堂的剩男与主流媒体上讨论的不太相同——男学员们多来自城市工薪家庭，是一群渴望婚姻的城市剩男，择偶经历都是充满阶层色彩、时代价值观变迁的故事。
事实上，城市剩男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的背后，是更为隐蔽的贫富悬殊和阶层差距。打个比方，60后70后结婚的时候，对方有没有房，差别可能不是特别大。即便买房，首付20万，基本搞定。可现在的一线城市，有没有房，就是几百上千万的差别，这是普通白领大半生的薪水。
《年单身人群现状系列报告第三期》显示，随着物质经济发展，女性对男方的经济要求水涨船高，超八成单身女性认为元是男性收入的起点。其中，67.06%的单身女性要求男性收入在-元，25.02%的单身女性要求男性收入过万元。
而一线城市中，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日益增多，择偶要求越来越高。其中，根据上述报告，深圳单身女性择偶月收入要求1.6万元。
说到一半，她突然要求将“剩男”一词换成“大龄单身男”，“这样相对客观，‘剩男’牵涉歧视。”
年，吴迪在上海开办了恋爱培训营。此前，她在美国念商科，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进入时尚杂志工作。编辑工作之余，她也撰写情感专栏，解答一波波来自都市男女的情感信件。信件源源不断，甚至有人专门登门找这位言辞犀利、“口无遮拦”的编辑咨询。
在时尚杂志工作的10年里，吴迪发现在人际关系教育和情感教育长期缺位的中国，许多人进入成年时面对现实中的交流难题却常常无解。她嗅到商机后，索性辞职，自立门户。一年后，培训营诞生。
类似培训并不罕见。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套叫PUA的恋爱课程。PUA是英文Pick-upArtist的缩写，可译为“搭讪艺术家”、“把妹达人”等。该课程快速崛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其出发点是通过学习和实践让广大畏缩不前的男生完善情商，更自如地和女生搭讪，建立关系。但在欲望的驱使下，PUA逐渐变味。有评论者说：对照他们的课程，就像在观看男人、女人间的一场捕猎游戏。
吴迪班上每期学员不多，最多一期40位，男女比例基本在1:9，因为“胆太小，少有男生来”。前来的大龄单身男经济条件普通，在上海这座平均月薪元的城市，其收入在1万—2万元左右，是典型的“经济适用男”。他们从事的多是鲜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如IT、工程师等。吴迪常“嘲笑”他们沟通和表达能力差，“是互联网上被吐槽的看着爆丑、一聊就死的无趣人类”。有一次，她叫大家穿一套适合相亲的服装上课。次日，一个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学员穿了一身红色西装来了，“就是哈根达斯店里服务员那套，一看就是淘宝货！”
年10月31日，楼宇单身男女青年参与“爱情对对碰”环节的互动。（CFP图）“恋爱可以没有利益，但婚姻绝对不行”
年夏天，吴迪第一次见到李尔登时，后者刚刚从失恋的阴霾中走出来，却又笼罩在父母催婚的压力中，整个人“瘦刮刮的”。
李尔登和女友相处了一年后，温婉贤淑的女友对他说，“我们并不是最合适的”。30岁的李尔登有点儿心急，想赶快结婚。毕竟，他周围的兄弟姐妹都结了婚，亲戚总是对他指指点点，父母也一直希望了下这桩心愿。
他主动提亲，却突遭“发难”。对方父母列出了结婚所需的种种条件：一套大小合适的婚房、高规格的婚礼、中档家用轿车……李尔登年收入不到15万，出身工薪家庭，听到女方要求后，觉得丢了颜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了刺激”。
为了不让婚事被搁浅，李尔登父母决定，自己外出租房，把旧房子腾出来。但李尔登认为，“这太亏欠他们了”。
他跑去与女友父母沟通，对方不松口。两家人渐生嫌隙，李尔登最终选择了分手，觉得谈了一年也没有结果，痛苦不已。
每次回想起这段往事，他都坚信是经济原因导致的分手，而这也成为李尔登思考利益与婚姻关联的起源。
几年前，就在李尔登生活的上海，当地《解放日报》社会调查中心面向适婚男女人做过一次调查，摸底初婚成本。样本选定在两年内本人或亲友有计划成婚的人，受访者性别比为1:1。
过半数（58.5%）受访者倾向选择有房、有车、举办婚礼的结婚。不到四分之一的人选择使用现有车房、不办婚礼的素婚，而选择按照自己能力增添住房、办简单婚礼的简婚人数占比略超10%
在综合了房、车、婚礼、旅游、服装等因素后，上海中等水平的新婚将耗费达万元。上海婚庆行业协会后来用这一数据对比了年代当地的结婚成本，发现30多年里，婚姻成本抬高了倍，许多人为之哗然。
年4月16日，江苏连云港，家长在相亲会上了解征婚信息。（CFP图）经济成为许多适婚男女结婚前要过的第一道坎，对于课堂上的大龄单身男们来说更是如此，而吴迪首先要想方设法让他们认清这一点。
她在课堂上讲过很多关于婚姻的观念——“当社会经济发展至一定水平，婚姻不是必需品”、“婚姻是政治和经济的联结，政治婚姻最稳定”……
李尔登对吴迪讲述婚姻与利益的关系的那堂课印象最深。那是吴迪给他们上的一堂基础课，“婚姻等于爱情、感情和性，还有利益”，吴迪顿了一下，“恋爱可以没有利益，但婚姻绝对不行”，底下的学员埋头记录。
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源起》中写道，婚姻是为了将财产保护在血缘关系之中的产物，他一再强调，婚姻是利益的，无关感情。
著名性学家、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采访时补充说，中国在年鼎革前，历来的婚姻关系，感情的因素都很微弱。“结婚之前都没见过，揭了盖头，感情从何谈起？”
“但情况有变化，”李银河说，自年《婚姻法》诞生后，“包办婚姻”、“男尊女卑”被革除，“自由恋爱”以法律形式得以保障。在物质匮乏、集体贫穷、身陷动乱的时代，大家没有条件考虑利益因素，结婚证上是满满的“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革命队伍的人要相互关心”的字眼。除了绕不开的政治出身，爱情成为婚姻中相当重要的考量。
但改革年代里的人们又出现了追求繁荣的迅猛转向。社会贫富悬殊不断加大，以利益为核心考量的观念渐进成形，“虚无”的爱情最终让位于物质，婚姻成了一场无法排除利益的较量。
李尔登当然没有听过这些观点。但当吴迪坚定地说，要想结婚，第一要务就是赶紧买房后，他咬着牙，在上海市区近四十公里外的奉贤区，按揭买下一套万的三居室。现在他每月要还贷元，占据收入的六成。
年12月9日，在上海黄浦区婚姻登记所，李尔登终于完成结婚的心愿。十天内，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