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院全景图李秦隆绘
我爱老美院
（邢庆仁：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馆长，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坐北朝南的办公楼，每年春天，门口那一树玉兰就白哗哗开成一团雪人。楼外西侧有一下沉式厕所，是苏式风格，现已拆除。回廊式建筑的工艺楼还在，只是西边盖高楼被切割了一角。“唱美术，画音乐”让我受益匪浅的那句话，就是郭崇武在这栋楼一层的教室上课时讲的。老美院的办公楼和大礼堂，始建于年前后，建筑上的浮雕出自林士岳、王子云、徐仁伯等人之手。我画过一幅工艺楼的写生，是站在广告墙的位置。大礼堂在广告墙背后以东的地方，在大礼堂顶上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看过幻灯片，放映结束后，上到最高处张望。大礼堂的正门是朝南的，但却经常关闭。偶尔看到有人出入，里面黑乎乎的，旁边人说，那是印刷厂，当年的《延安画刊》就是从这里诞生的。大礼堂的正面，孙蛮摄
已被拆除的还有老美院东围墙边上，一排南北走向的苏式厕所。二十一间楼不知什么时候，悄没声息的也被拆了。记得当时在楼前的门口处，常能见到老院长刘蒙天的身影。从二十一间楼西顶头的户外楼梯上至二层，是公共课教室。我在这里听的第一节大课是徐风用广东话讲的欧洲美术史，至今记忆犹新。二十一间楼的二层背后有两个天桥，一个通画库，一个通藏善本古籍书的地方，谢绝进入。沿老美院大坡上到中间，西边的一块台地上是医务室。有一年，我身上长了疖子，疖子长的位置不太雅观，幸亏那位大夫是男生，每隔两天我去换一次药。住在医务室西隔壁的吕安未，把自己屋里的墙刷得比医务室还亮堂。年，我从阎良到兴国寺，在他房间靠窗户的一张小床上住过一晩，白床单平平展展，弄得我都不会睡觉了，生怕早上起来床单上一脸绉绉。想起那一晩，神奇的安静，月亮光照着，樊川田里的蛙声都能把星星叫晕。从吕安未房子出来，沿右手台阶而下，穿过石膏房后边的斜坡，上去是油画系工作室。首届油画研究生就在这间房子里上专业课，听我父亲讲，一次画人体写生，谢源璜和杨国杰两个人，为了“牛和驴，谁先起后腿，谁先起前蹄”争得王朝马汗。“红屋”的门头上还有俄文字样。它在医务室东边，中间隔着一个大坡。穿过二十一间楼中间的洞门，沿台阶上去，是老美院的白菜心。我的父母就住在上面一排平房的第二间。刘文西在后一排台地上的平房中间，房前虽有大片空地，却无人经管，任野花乱开，杂草丛生。仅一路之隔的西边靠东把头的那栋平房里，住着谌北新和杨健健一家。后来听说，刘文西陈光健夫妇有了孩子后，刘文西就琢磨着，想把娃送到延安保育院，交给*，从小接受革命传统和先进文化教育。谌北新活得像他油画里的色彩，从不拖泥带水。邢庆仁《兴国寺一角》落凤坡下来也有一个厕所，现已拆除。记得毎次经过这里，我都要在雕塑工厂前的空地上，隔着沟道远望对面的东山，这里我和母亲照过相，身边长满青草鲜花，照片是父亲拍的，他曾站在这里，画过一幅紫色梧桐花盛开的东阳万村，我也画过一幅，是雪景，有村姑走过。我上美院时住在广播塔附近，偏西北的一块斜坡上去。宿舍东隔壁是油画系，西隔壁是版画系。油画系的景柯文爱蹲在门口的砖台上捯饬自己的白色运动鞋，鞋子不仅白而且肥厚，他人也长的白晳，话不多，我话更少，但我们还是会交流几句的。版画系的杨锋，爱搬个椅子坐门口对着太阳晒背。
紧邻宿舍西边的那一栋平房里，住着汪占非、张勇一家。汪老瘦小精干，目光和善，平地里走路像是小跑，每次他从门口经过，我都站立一旁，目视他走过。
宿舍门囗有一泉水井，到了冬天热气往外溢，早上起床，拿脸盆先在里面舀半盆水，盛满牙缸漱口，再洗脸，然后干毛巾一擦就完事。看时间该去食堂打饭了，奇怪的是，我经常梦见自己到了饭堂，身上没带饭票，也没带菜票。
素描院是国画系的学生教室，我的基础课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在上山水课时，陈国勇多次拿我的画为范例给同学看，而我一点不知道好在哪里，我还是喜欢画人物画。
撒落在少陵塬上的草木、路桥和房舍，上上下下顺势铺就的台阶，让人留恋往返，有时怀疑它不是出自人之手，要么是有神在参与。
“好望角”是俯瞰樊川美景的极好位置。那儿住有一户人家，门前院子里有篱笆墙，种有各种菜蔬和花草，男主人的名字叫汪祖荣。
自从“和平堂”及后面的“兴国寺”院落拆除后，那一整片的房舍、树木及充满阳光的小路也不复存在。印象中孙蛮有画作把它记录了下来。景柯文画的“和平堂”也在我的鼓动下，捐赠给了陕西省美术博物馆。
老美院和平堂和它后面的小院，景柯文摄情系少陵塬（文字有删节）
（张立柱：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画家、研究员，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协会员。）西安美院依长安少陵塬之坡建校，承兴国寺法门宏业。我们这一级同学在这个省城最土的大学里感知了学业的神圣、老师称呼的崇高。我自入学、毕业留校工作到离校整整十三年，全在少陵塬畔的老西安美院，用最简洁的语言总结感受，就是感恩老师，感恩学校，感谢同学。
感恩老师：从我们上第一节专业课开始就深深强化着老师职业是神圣崇高的，感恩老师是人生一准则之理。我们七七级是文化革命后第一届学生，积攒了十余年的生源挤独木桥般参加高考，录取率比现在还低得多，同学年龄相差甚大，大者老三届近三十岁，小者应届十七八，但共同一点都知道上学不易，因而第一堂课绝对不会迟到，都早早奔向教室，可同学们看到了给我们上课的彭蠡老师更早早站在教室门口笑迎学生。十年多，作为正规大学正式招考后第一堂专业课开始了。我们同学前几天已将教室打扫净，画架画板摆置有序，等待老师进课堂，那种神圣感，不是其后常规课堂上师生们能体会得到的。彭老师不仅对课堂精心施教，就连课外晚自习和假期安排都放在他心上。在他负责的第一阶段素描课期内，发现我们同学间基础差距较大，差者需尽快补上，他要求我们利用晚自习，同学们互相做模特画头像，彭老师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教室辅导点拨，对基础弱的同学重点帮扶，短时间内大家都长进不少，心里对彭老师充满感激与尊敬。那个时期我画的同学头像现留存有几张，时常拿出忆当年。我们上学那个时期，老师们个个对待职业都如彭老师一样的神圣敬业，彭老师在我们读大学时上首开课，因而印象犹深。
年冬华君武先生到西安美院看《丝路风情》长卷创作后与大家合影。照片自右至左依次为：刘文西、葛维墨、刘永杰、石景昭、华君武、刘蒙天、彭蠡、张立柱。
在兴国寺，是刘文西老师勤奋的精神、精准的造型能力促我不敢惰怠；是陈忠志老师一句话“什么叫准，准就是个关系”，让我笔下添了自由；是马云老师对形线取舍凝练促我